杰克·伦敦（Jack London，1875－1916）原名约翰·格利菲斯·伦敦（John Griffith London），生于美国旧金山，大约是个占星术家的私生子，在一个既无固定职业亦无固定住所的家庭中长大。十四岁小学毕业，就辍了学，在旧金山和奥克兰一带以各种方式求生，亦以养家。二十岁时曾进加州大学读书，一学期后即因贫困辍学。1900年出版了第一个小说集《狼子》（The Son of the Wolf），立即誉满全国，那时他二十四岁。到1916年他年满四十时，已出版了五十一部著作，是很高产的作家。他的作品在当时独树一帜，充满筋肉暴突的生活和阳刚之气，最受男子汉的欢迎。有人说在他以前的美国小说大都是为姑娘们写的，而他的作品则属于全体读者。不但普通读者欢迎，就是大家闺秀们也喜欢放下窗帘关上大门

偷偷去品味他那精力旺盛、气势逼人的作品。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。
　　杰克·伦敦的生活经历之丰富在世界作家之中是不多见的。
　　因为出身贫困，他从小学毕业后便去工作。做过报童和罐头厂工人，在街头斗殴中锻炼出一身本领，成了小流氓头。十三岁时他曾只身驾驶小船通过暴风雨里的旧金山湾，别人都难以相信，可那是事实。后来他攒了一点钱，买了一只小船，原本是为了好玩，不久却结识了蚝贼，便也做起不要本钱的买卖，纠集了一伙同伴驾了船去偷窃旧金山湾养殖户的蚝，甚至烧毁别人的船只。那时他才十五岁，却已有了一个十六岁的情妇，在船上安了一个家。他打架、酗酒、大笑狂欢，在几百英里的海路上自由浪荡。不久以后他却结识了海湾巡警，又反过来做了巡警，去追捕盗窃养殖品的贼。
　　十七岁时，他上了一艘捕猎船做水手，经过朝鲜、日本，到西伯利亚去捕海豹。途中经受了严寒、风暴、最沉重的苦役的锻炼。因为从小在海湾里玩船，驾船很有本领，年纪虽小却深得船主和同伴们赞许。又因为从小饱经摔打，能够在水手舱里参加水手们最野蛮的活动，交了许多朋友；听见了许多故事。
　　远航归来，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散文《日本港口的台风》，参加了《呼声》杂志的写作竞赛，因为内容独特且有一定深度和表现力，荣获第一名，第二、三名都是大学生。第一名奖金二十元，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刚开始写作便取得了这样突出的成绩，显然会给他巨大的鼓舞，也许他便是因此而走上文学之路的。
　　这时，杰克·伦敦逐渐从早期的蒙昧中醒悟了过来。他立志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技术：电气，便到奥克兰电车公司的发电厂去求职。他对经理说为了学习技术他什么苦都可以吃，经理便让他一天干活十三个小时，没有星期天，把他累得死去活来。后来他才知道实际上有两个工人被他顶去了工作，那两个人每月各四十元，共是八十元，而他一个月才拿三十元。而且一个被他夺去工作的人因为有一妻三子要养活，却又无法为生，便自杀了。这对于杰克伦敦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，他愤然抛下了手中的煤铲。
　　这次苦役使他懂得了一个可怕的真理：无论自己如何身强力壮，十年二十年之后总会有更年轻力壮的人来接替他，把他扔到垃圾堆里去。
　　那时正是美国大萧条的1894年。他加入了从旧金山到华盛顿去请愿的失业者队伍，向东海岸的华盛顿进发。他感到流浪汉的世界里充满不断变化的幻影，能见到许多平时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又恰好因故脱离了请愿队伍，便渝乘火车在北美大陆各地流浪。他在车上和车警、锅炉工、乘务员捉迷藏，周游全国，以此为乐。曾经被捕，罚做过三十天苦工，亲眼见到了美国监狱里骇人听闻的现实。出狱后他偷乘西去的列车到了加拿大西海岸，再从那儿做水手南下，回到旧金山。在流浪时他曾一连多少个月在车上、车下和露天睡觉，乞讨度日，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本领，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最能怜惜穷人的其实是穷人。他说：“给狗一块骨头不算善心，善心是跟狗一样饿时却与别人分享骨头。”他的这一体会在本书《马丁·伊甸》的玛利亚身上有动人的描写。
　　他一直对读书就有兴趣，就连在做蚝贼时他也在他那小船上读过许多书。流浪归来他开始了大量的阅读。他读圣西门、傅立叶、蒲鲁东的作品，明白了私有财产的罪恶；他读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大体懂得了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。
　　为了读书，他十九岁时进了奥克兰中学，准备考大学，同时加入了社会党。那时的社会党还主要是个文化团体。他参加工人的集会，并发表激烈的演说，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掠夺制度，主张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。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的，他曾因此被捕。
　　在奥克兰中学读书时他曾在那学校的报纸上发表了小说《小笠原群岛》，连载了两个月，还发表了其他的作品。他从事文学的兴趣更浓厚了。
　　二十岁时他进了加州大学，但由于贫穷．一学期后又辍了学。他决心靠写作为生，但在他的作品还没有带给他收入以前他还得干活。他只好在洗衣作里找了一份工作，辛辛苦苦地洗那洗不完的脏衣物。他陷入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之中。他明白了：当一个人为工资而劳动时，他就没有闲暇，也没有时间阅读、思想，甚至没有时间生活。他不过是一部机器，注入食物和睡眠只是为了继续工作。他的这种体会在本书《马丁·伊甸》有关洗衣作的几章里有深刻的描写。
　　这时阿拉斯加州的克朗代克发现金矿的消息传来，给他带来了解决矛盾的希望。1897年3 月杰克·伦敦踏上了淘金的路。
　　他得到资助和三个同伴筹备了八千磅物资准备在克朗代克过冬。他们必须赶在寒冬之前到达靠近北极的育空河流域，路途漫长而艰险。
　　在齐尔库山，伦敦身背一百五十磅的行李攀登笔陡的山崖，上下一次要一整天。他们四个人用了九十天才把他们的全部物资背到了山顶。许多淘金者都在这座山下被淘汰，退出了行列。然后他们又自己砍伐木料，造了两艘船，沿有空河而下。途中他们遇到一段湍急凶险的河流，许多人都曾试图通过而失败，都说那河段是无法通过的天险，但是杰克·伦敦却说他有把握通过。他们果然驾了船在围观者的一片欢呼声中安然冲过了急流，再步行回来驾驶第二只船。这事引起了注意，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来请他们帮助把船驶过急流去。杰克·伦敦每只船索要报酬二十五元，然后便由他掌舵，几个同伴合力把一艘又一艘的木船驶过了险区。他们一伙挣得了三千元。还有五千元可赚，但已经没有了时间，因为他们还得在冬天到来之前赶到下游去。
　　他们在零下四五十度的育空河旁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冬天。杰克·伦敦在营地里读了许多书。他读了达尔文的《物种原始》，斯宾塞的《首要原理》，海克尔的《宇宙之谜》，甚至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也读了密尔顿的《失乐园》和许多文学作品。
　　但是他们没有在育空河流域找到金子。他们认为是金沙的矿石其实是云母。
　　尽管如此，杰克·伦敦仍然大有收获。他把在那里的经历和见闻做了详细的笔记，那便是他后来发表的阿拉斯加小说的极其珍贵的材料。
　　杰克·伦敦因为没有新鲜蔬菜水果吃，患了坏血病，只好起身回家。他和伙伴们驾了一只船，用十九天工夫走完了一千九百英里的航程，来到白令海峡，然后从那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。在这一千九百英里的航程中杰克、伦敦已经开始勾勒出了他一些小说的轮廓。后来他写了出来，让自己获得了永生，也让那里的人和几只狗获得了永生。
　　从育空河回来之后的几年里，他不断读书和写作，每天工作十九个小时。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。在经济学方面地读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，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，李嘉图的《分配论》，约翰·穆勒的《股份论》；在政治学方面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，读吉朋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，探索中世纪政治和教会的斗争；他读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，路德和加尔文的作品，探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；为了理解现代政治的缘起，他阅读霍布斯、洛克和休漠；在形而上学方面他读康德、黑格尔、贝克莱和莱布尼兹；在人类学方面他读波兹和佛雷泽；在生物学方面地读达尔文、赫百黎，尤其喜欢读斯宾塞的《首要原理》。在本书《马丁·伊甸对我们见到他对斯宾塞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也见到他对尼采哲学的大胆阐述，尽管写的是马丁·伊甸，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杰克·伦敦自己的体会的。
　　那时的美国文学被中西部的道德所左右，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大体总是中产阶级的生活，善行自会受到报偿，恶行总会受到惩罚，文学家只描写人生的愉快面，对于粗暴严厉的现实避而不谈。杰克·伦敦却决心按照托尔斯泰在俄国，莫泊桑在法国，吉卜林在英国的榜样进行文学的现实主义革命，把只能满足高级客厅需要的文学变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文学。他读英、法、俄、德各国名家的文学作品，还读各国的文学理论，寻求思想的解放。他最崇拜的作家是英国的斯蒂文森和吉卜林。吉卜林曾获得诺贝尔奖，是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家，他的印度丛林故事极为动人。我们从杰克·伦敦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阿拉斯加小说和南海小说，如《蛮荒的召唤》、帕钦牙》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吉卜林的影子。
　　1900年，杰克·伦敦的第一本小说集《狼子》出版，立即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相当优厚的收入，他原可以在成功与安定的环境里去继续从事写作的，可是他不是个安分的人，他血管里燃烧着火焰，总是渴望着沸腾的生活。
　　1902年，他接受了美国新闻社的委派到南非去采访布尔战争，到了英国，报社却来电，不让他去了。但他并没有就此结束英国之行，而是改弦更张，在伦敦进行了新的冒险，去发现新的写作天地。
　　他买了几套破旧的衣服、一双破鞋和一顶污秽的便帽，以流落英伦的美国水手身分住进了伦敦的贫民窟：东区。那是大英帝国最豪华的城市伦敦的另一面，非常可怕的一面。疾病、失望和死亡是那儿的居民的日常伴侣，生活污秽得令人窒息。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：英国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把大量壮健的生命输入这里，而这些生命到第三代上就已经绝灭。“随时有四五十万人在叫做伦敦的这个社会陷坑里悲惨地死亡。”他说。他在东区贫民窟住了三个月，在那儿读了几百本关于它的小册子。书籍和政府报告，访问了无数男男女女，拍了许多照片；他排过领救济面包的长队，住过济贫院，睡过街道和公园，看到了人们在肮脏不堪的生活里挣扎和死亡。
　　回到美国他出版了他的作品：《深渊里的人们》。这本书带给他的经济收入并不高，却让他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名声大振。
　　1904年新年，日俄之战已经迫在眉睫，许多杂志和通讯社都忙着派记者去采访。杰克·伦敦也接受了赫斯特报系的聘请去了远东。他来到日本，看出了日本政府故意留难各国记者的打算，便悄悄一个人去了长崎，想搭上一艘开往朝鲜的船到前线去，却被日本警察当作俄国间谍抓了起来。释放后他又搭了一艘小汽艇到了朝鲜的釜山。汽艇上没有白种入的食物，也无法遮风蔽雨，他只能在寒冷的露天甲板上睡觉。到了釜山，他千方百计弄到了一条没有篷的本地船，雇了三个不会说英语的朝鲜人帮忙，靠自己驾船的本领驶进了黄海，沿着海岸行驶。他在零下十四度的严寒和风涛里航行了六天六夜，终于到达了仁川。这时他已遍体鳞伤，脚、手指和耳朵都冻坏了。但他稍事休整之后又出发了。这回是骑马旅行，连续几个星期的马背急行军把他带到了平壤，那已是当时一切战地记者所能到达的最北之点，在那里他第二次被日本人投入监狱。出狱后他来到距离战线只有四十英里的地方，从那儿发回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和许多照片，完成了大部分记者无法完成的任务，又因故再度受到被捕的威胁，直到引起美国总统的干预，才得以脱身。
　　即使在他的作品受到普遍欢迎、收入大大增加之后，杰克·伦敦仍然不安于平静的生活。1906年，他决定自己建造一艘船去环游世界。他准备经过夏威夷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、日本、中国，再到印度、红海、地中海、黑海、波罗的海，越过大西洋到纽约，然后从南美绕合恩角，回到旧金山。他要-一拜访沿途的名城，预计旅行七年。但他并不是一个好的理财家，他的造船活动几乎成了一个笑话。那船计划花七千元，却让他花了好几万元，而且毛病很多。他无可奈何，仍然驾着它出发了。可他只勉强把那船驾驶到夏威夷，便不得不开始修理，修好后又非常费力地开到澳大利亚，便只好把它用三千元卖掉，结束了航行。
　　不过，在那次航行里他仍然创造了惊人的业绩。他曾驾驶那艘不像话的船用六十天工夫从夏威夷直航马克萨斯，而《太平洋航运指南》却曾指出，由于赤道海流和东南贸易风的影响，那里的海流异常复杂，从来没有人曾经驾船通过过，但是杰克·伦敦却驾驶着他那勉强修复的船，经过九死一生，染上怪病，终于通过了。
　　在那次长达一年半的航行中地勾勒出了《铁蹄》的轮廓，写完了《马丁。伊甸》的初稿，后者的好些情节，比如麻风寨故事的灵感还是他在夏威夷的几个麻风寨停留时得到的。
　　成名之后他做过几次演讲旅行。在那时的美国，社会主义是很犯忌的，但社会主义者杰克·伦敦对自己的观点却总直言不讳。他在加州大学大讲其社会主义革命，受到强烈反对，却得到主张言论自由的校长的保护。他到商人俱乐部大讲其社会主义革命，把1905年俄国革命杀死过几个沙皇官吏的革命者称作自己的弟兄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第二天就受到各报的围攻，报纸上出现了愤怒的社论，说“杰克·伦敦把俄国杀入犯称作弟兄”。他在耶鲁大学发表题目为《革命》的演说时，用经济的解剖刀把资本主义解剖了一个小时，最后宣称：“工人阶级的七百万人说：他们就要使全体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，夺取政权。”他的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，虽然听众中真正赞成他的理论的人寥寥无几。
　　因为他的社会主义信仰，他曾被提名做过社会党奥克兰市市长候选人，后来甚至还做过社会党美国总统候选入。
　　杰克·伦敦就是这样的性格。他血管里有人，生气勃勃，一身丈夫气，喜欢粗扩、强烈的生活。他喜欢叱咤风云，每有斗争常常斗到极限。他把冒险中的困难当作享受，把拓荒中的传奇性遭遇当作欢乐。
　　就是在他如日中天的富裕日子里，他的生活也总是充满冒险的。他买地产，办牧场，种树木，修建豪华的新居，招待宾客，过着沸腾的生活。但他却是个蹩脚的企业家。他办的林场牧场总是失败，尽管他的稿费收入极高，却总入不敷出。
　　杰克·伦敦的死至今是个谜。1916年五1月对日，星期二，杰克·伦敦计划第二天去纽约，而且打算途中绕道去看看芝加哥赛牲会，买一些良种牛，但是那天晚上他却服用了过量的吗啡，死去了。他桌上有个本子，上面写了些计算药量的数字。那时他害着尿毒症，但医生认为把尿毒症看作他的死因是不能叫人信服的。那么只有两种解释：自杀，或是计算药量错误。从他白天的安排看来，不像是自杀；但那么重要的药量计算竟会出错也叫人难以接受，那时他才四十一岁，还远远不到昏聩的年龄。
　　不过，如若说他是自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那几年的生活越来越令他烦恼。他和妻子离了婚，但发现新的妻子其实具有原来的妻子同样的毛病；而他钟爱的女儿却爱着她的母亲，和他疏远；朋友们因为财富而背叛他；他新修的阔绰的别墅“狼舍”突然被火烧掉了，给他带来了大笔债务；他种植的四十万株树苗全死去了；他牧场的良种马和猪牛羊也陆续死光了。他心力交瘁，从而引发了许多旧病，其中最困扰他的是尿毒症。心理上的极端孤独，生理上的巨大痛苦使他借酒浇愁，却越来越沉溺在酒精中，难以自拔。也许那天晚上他突然像他自己笔下的马丁·伊甸一样感到太疲倦，太需要解脱，于是服下了过量的吗啡，悄然脱离了苦海，谁知道！（